
自1970年代起,沙烏地阿拉伯在瓦哈比教派主政下,高舉恪守伊斯蘭傳統教義,確保心靈純淨,真主至上為由,禁止人民觀賞電影,也禁止拍攝電影,遑論興建「恐造成未婚男女共處一室」的電影院,直到2017年12月才解除為期30多年的禁令。正因如此政教時空背景,2012年,沙烏地阿拉伯籍導演海法曼蘇爾 (Haifaa al-Mansour)在解禁前返鄉執導《腳踏車大作戰》(Wadjda),成為第一部真正在沙烏地阿拉伯當地實景拍攝的沙烏地阿拉伯電影,而且還是由一位女性導演創下影史紀錄,立刻造成世界影壇轟動,一舉入圍當年度許多重要影展獎項,海法曼蘇爾也因此聲名大噪,獲得《瑪麗雪萊》等片的邀約,成為沙烏地阿拉伯最富盛名的導演。
繼《腳踏車大作戰》後,海法曼蘇爾再度重返故鄉,執導這部《選舉大作戰》(The Perfect Candidate)。儘管沙烏地阿拉伯現已解除電影禁令,但在伊斯蘭政教合一的保守社會風氣下,生活日常仍有許多有形與無形的禁令,女性又遠比男性受到更多桎梏。新時代沙籍女性該如何對抗男尊女卑的傳統價值,該如何爭取兩性平等等基本人權,《選舉大作戰》仍抱持與《腳踏車大作戰》同等的創作動機與戲劇命題,也都透過女性視角去呈現現狀,希冀透過電影的大眾娛樂力量,為女性自覺與女權平等發聲。
猶記得 《腳踏車大作戰》的最後一場戲,女孩瓦嘉達騎著她夢寐以求,爭取許久的自行車向遠方而去,成功挑戰沙烏地阿拉伯女孩不得騎腳踏車的禁忌。同樣地,《選舉大作戰》最後一幕也可見到女主角瑪麗安駕車朝向遠方駛去,迎向不可知的未來與從政挑戰。兩部電影的結尾意象如此相似,不言可喻是將「擁有自己的車」、「決定自己的去向」作為女性自主的象徵。除此之外,兩部片均意圖「以小博大」,以小人物的平凡故事,投射出整個國家,或全體女性的共同命運。如是「小題大作」的人物設定與劇本架構,乃是人權電影常見的戲劇套路,身在今時台灣的我們,卻不可貿然批評這類人權電影「小題大作」,畢竟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自由平等,並非與生俱來般理所當然,台灣也曾經歷過類似不公不義不平的極權保守年代,也都是在關鍵歷史截面,受到各種啟蒙後,才有個體的自覺與整體的進步。對時下沙烏地阿拉伯觀眾而言, 《腳踏車大作戰》、《選舉大作戰》 正是喚醒大眾,鼓勵女性的那股啟蒙力量。
話說回來,《選舉大作戰》畢竟是在沙烏地阿拉伯解除電影禁令後所拍攝,論拍攝難度,論影史地位,當然無法與當年《腳踏車大作戰》相提並論。正因如此,當觀眾無須再冠以「第一部在沙烏地阿拉伯實地拍攝」,或「沙烏地阿拉伯籍女導演冒險執導」等光環作加權計分,《選舉大作戰》便顯露出導演功力與編劇能力的平庸,過於模板式的角色設定,過於想當然爾的情節發展,過於理所當然地處理角色困境,使得理應振奮人心的女性自覺故事顯得處處老套,感受不到更扣人心弦的戲劇張力,也缺乏發人省思的戲劇餘韻。我輩絕不可因為這是一部難能可貴的沙烏地阿拉伯電影便予以開脫,相信威尼斯、奧斯卡等影展獎項評審也都感到本片編導對議題掌握、情節安排與角色塑造的平庸,也不免憶起在印度,在非洲,在東南亞等電影工業方興未艾,現實社會存在諸多不公的國家,都曾出品類似人權議題電影的佳作,相比之下,本片確實只是未能成功大作的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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