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影評人鄭秉泓關於《時代革命》因急迫性而不該要求更多之說

　　在《時代革命》影評刊出後，各方回饋正反意見皆有。其中，對於《時代革命》是否該被視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始末的「懶人包」，影評人鄭秉泓 (Ryan) 如此說道。

　　這部片既是懶人包，又不只是懶人包。它非常激昂壯闊，光是想到在香港如今環境下，要把這些影像素材統整起來，分章節循序漸進說明革命始末，就覺得很厲害。台灣太陽花運動之後也拍了不少紀錄片，但關注各有不同，就沒辦法拍成像《時代革命》這麼氣勢恢宏以紀錄片為史的格局之作。況且這部片的出現有一種當下急迫性，台灣的環境少了那樣的急迫性，所以也無法出現這樣的作品（《少年》亦然）。所以要用紀錄片美學或是意識形態什麼去批評這部紀錄片，不是不行，但對我來說是多此一舉的，這讓我想到曾經跟人辯論李惠仁《不能戳的秘密》，紀錄片性質特殊，當它具有某種急迫性的時候，它的問世，在對的時間地點，遠比去討論它的美學什麼的更為重要，畢竟都上戰場了，把真相說清楚散佈出去，比講求美學藝術重要。而這部《時代革命》，在金馬獎得獎便是如此，金馬獎評審顯然也明白此點，這部紀錄片的問世，不只是為了把自己當成懶人包，而是強調Hongkongers這個概念，宣揚這個集體精神，鼓吹這個共同信念，凝聚同溫層並突破框架。這讓我想到二十一年前我第一次聽到Taiwaners這個字，同樣都是脫離Chinese的起點。

　　 大致上，Ryan 也認同本片是懶人包，但它之所以會被拍成懶人包，乃是因為「急迫性」，在所謂急迫性下，討論美學藝術、意識形態是多此一舉的。

　　在執筆《時代革命》影評前，我當然周詳考慮過這部片的製作難度與時空條件，最終才會得到我的看法，寫下我的觀點。其中，關於「急迫性」，我也曾審視過，最終我並不認為這是《時代革命》的藉口，卻可以作為《理大圍城》的理由。

　　《理大圍城》在 2019 年 11 月理大衝突後兩個月就剪出來，內中素材與《時代革命》一樣幾乎都能在 Youtube 上找到各獨立記者與運動參與者所拍攝的原始直播影片。由於我完全能理解其公諸於世的急迫性，所以當初在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觀賞該片時，並不會強求導演或紀錄片本身給我純記錄之外更多的觀點、看法與檢討，或者試圖挖掘更多內幕、真相。

　　反觀《時代革命》，在沒有那麼迫切時間壓力下，在前有《理大圍城》的論述基礎上，卻未能提出更深，更廣的討論。片中短短幾句分析到勇武派在中文大學衝突一役成功後，立刻又發起理大衝突的原因，可能是想乘勝追擊，也能說是得意忘形，這是《時代革命》少數提出史觀看法的時刻，其餘理大衝突內容幾乎都與《理大圍城》一樣，只是更輕描淡寫，更漫無章法，還占了《時代革命》五分之一的片長，拖垮了前五分之四的緊湊感與史詩感，這也是目前少數敢言的觀眾認為《時代革命》稍嫌冗長的原因。

　　理大衝突為什麼開始，為什麼失敗？為什麼理大衝突一役導致那一整年港民社會抗爭動員力量瞬間崩盤瓦解？該如何看待勇武派的功過成敗？《理大圍城》因為製作迫切性而未能討論，我完全理解；《時代革命》相對不急迫下，為何沒有試圖探究？我不能理解。但若導演從一開始就只想製作反送中運動的懶人包，我就能理解。是故，稱之為懶人包。是故，我才會認為導演沒有更宏大的紀錄片企圖實在稍嫌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