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賣的臺灣》：當我族歷史，必須由他者拍攝時

作為第一部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林(義雄)宅血案」，「陳文成(教授)命案」，「美麗島事件」，「江南案」等台灣民主發展史各大政治事件改編成劇本，登上國際映放舞台的好萊塢電影，《被出賣的臺灣》對於將台灣民主運動血淚經驗訴諸國際，絕對有其不可否認的實質貢獻，尤其是片中所聚焦「反迫害、要民主」，「追真相，要正義」的人權理念訴求，更是第三波民主化後的普世價值，往往能跨越國界、族群、語言的藩籬，獲得全球觀眾的共鳴與迴響。

遺憾的是，這樣一部以台灣民主運動血淚史中諸多人民受迫受難事件為劇情軸心的電影，在台灣，在五都大選白熱化的敏感時間點上映，勢必會隨著藍綠對決的緊張態勢而導致主題失焦，一如許多重大議題與歷史事件的討論，一旦牽扯藍綠，民意便自動選邊站－選擇信者恆信，或不信者恆不信，進而演變成「為支持而支持」，或「為反對而反對」，而無產生對話的可能。

當然，我能預期，光是那些「為支持而支持」的觀眾，便足以讓本片開出可觀的票房；我也完全能夠體諒，那些因為政治傾向而拒絕觀賞本片，迴避一同檢討歷史共業，面對集體創傷的「另一群人」的心態與想法。基本上，在台灣，藍綠兩邊的支持者，無論寫出怎樣的文章，拍出怎樣的電影，都無法改變他們根深柢固的政治信仰，讓他們共處電影院進行理性對話與反省，這是我們必須接受的殘酷現狀。

更讓我感到可惜的是許許多多厭倦台灣本島惡質政治鬥爭，對政治性冷感的普羅觀眾，只因為《被出賣的臺灣》的題材涉及敏感政治話題，於是敬而遠之，放棄了一部罕見能以好萊塢娛樂格局拍攝，輕鬆無負擔便能認識台灣民主發展史的捷徑。結果，熱衷政治的狂熱份子還是繼續熱衷他們的狂熱，對政治性冷感的多數群眾、年輕觀眾，對於台灣史的了解，仍舊遠比猶太人受迫害史少，比德國納粹史少，比美國越戰史少。

娛樂優先的好萊塢製片思維

暫且撇開難以理性探討的政治層面不提，若單純就電影本身論電影，本片其實並沒有那麼嚴肅，沒那樣沉悶，沒有那樣政治正確或者不正確。實際上，《被出賣的臺灣》也不過只是一部標準好萊塢製片思維，獨立製片規格的「諜報」、「警匪」類型電影－娛樂價值優先，嚴肅的理念訴求則隱藏在劇情之中。故此，編導在思考如何將台灣歷來重大政治事件改編成劇本時，就一如《血鑽石》等其他帶有明顯理念訴求的好萊塢電影一樣，第一考慮的往往是如何讓通篇故事充滿劇情張力，起承轉合有所銜接連貫又高潮迭起，至於「寫實」與否，乃有其為了達到戲劇效果而作最低限度的妥協，畢竟，這不是在拍紀錄片，沒必要強調學術標準的寫實與嚴謹。

若您也能接受《被出賣的臺灣》是「有所本，但仍是虛構」的劇情片而非記錄片的觀點，但又不免質疑本片對於歷史的考究與還原、再現不夠寫實到位，追根究底，原因也不過只是因為本片題材離我們太近了，太熟悉了，太敏感了，以至於我們都能清楚指出本片在歷史考究與情境還原－包括佈景、對白等美術細節的破綻。然而，這些可以被預期，也可以被理解的批評，在我看來，雖然真有閱讀障礙，都其實都不成問題，可別忘了，對於美國當地，乃至於全世界的觀眾觀眾，他們有能力指出這些破綻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就像我們在觀賞越戰題材、納粹題材、盧安達大屠殺題材的電影時，除非我們之中有人是研究該題材的歷史專家，否則，一般人是無法明確指出歷史還原執行上的錯誤，而只會看到這類題材電影背後所要傳遞的「大愛」、「和平」、「反戰」、「反迫害」等理念訴求，或至少，感受到好萊塢電影的娛樂性。更何況，誰說越戰題材的電影就一定要在越南取景？一定要越南人來飾演越共？美國老來飾演美國大兵？

時代氛圍的營造，重於歷史還原的考究

我承認，個人第一次在大螢幕前觀賞本片的當下，同樣也感到十分彆扭，但很快地，我就投入男主角所處的惶恐處境中，並與主角一步步感受到彼時台灣白色恐怖時代的緊張氛圍。這種氛圍的傳遞與再現，正是本片劇情營造的成功之處－編導透過一位對台灣情勢一無所知的男主角，象徵著所有對台灣歷史認識不多的國內外觀眾們，經由該FBI探員的主觀視角，引領觀眾去感受那個警察治國，白色恐怖時期的可怖高壓。如果各位觀眾也都從劇情鋪陳中感應到戒嚴時期，草木皆兵的肅殺感，這部電影就可以說是成功了。此時，關於歷史考究的合理性、線性、正確性是否那樣重要？如果說，妥協於戲劇化效果能換來讓更多普羅觀眾願意走進戲院，即便他們的觀影動機指是為了娛樂，但過程中，必然還是會接收到編導所要傳遞的理念與訴求，如此一來，我反而更加鼓勵拍攝更多這類「不寫實、不到位」，但更能傳達理念，普極大眾的商業電影。因為，唯有透過當今最有力的大眾娛樂－娛樂戲劇電影，方能為當今的普羅觀眾敞開認識歷史的大門。甚至，一千名觀眾中只要有一名，一名就好，在看完《被出賣的台灣》後還願意繼續深入了解台灣的歷史，那麼本片的實質意義就遠比電視新聞台所作的專題，專家學者所開堂授課的嚴肅講堂來得更有貢獻。

期許台灣人拍攝自己的故事

再說，為何屬於台灣的故事會是由國外的團隊搶先拍攝？為何我族的歷史是由他者來寫？為何解嚴已然二十三年，乍看之下，政治民主，輿論自由的台灣，這樣的題材無法由台灣的編導、台灣的資金，台灣的團隊來製作？為何台灣不像德國，敢於面對歷史的集體創傷，拍攝出一部又一部既能反省歷史，又能警惕後世的作品？為什麼？如果說我們台灣人到目前為止都還無法拍攝這類題材的電影，那麼，我們又有什麼立場，有什麼資格來指責國外團隊為什麼要將這段血類歷史拍得如此「不寫實」？是不是反過來想，我們應該要感激本片的編導，願意自籌資金，透過大螢幕的力量，將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血淚苦難行拍成電影，讓全世界影迷都看見。

如果台灣的觀眾、影評、史家等人還是對本片的歷史考究，對於本片無法在台灣拍攝而深感缺憾，何不形成一股力量鼓勵台灣的編導拍攝這類題材的電影？如果專業的製作人、經理人、編導認為這類題材在台灣不會賣，所以解嚴二十多年至今，只有80年代國片新浪潮的幾部電影曾隱隱拍過這類題材電影，我們這些關心此議題與歷史的觀眾，是不是應該要以票房告訴他們，這樣的題材絕對是有人會看，會支持，會關心，因為我們是如此珍惜台灣這塊土地寶貴的民主經驗。